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也是老共产党员的李慎之先生在他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一文中写到：“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是在1999年。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在他身后的2008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已经不单单是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而变成了被专制主义赤裸裸绑架了的极端粗鄙狂妄的狭隘民族主义了。
2008年，作为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必将写入历史。奥运会的举行，让中国人享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万国来朝的优越感。但同时，汶川的地震也注定成为一个让人不能忘记的痛苦记忆。2008年的一切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一种极度兴奋中或者说极度的病态兴奋中度过。
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当然是一件令中国人兴奋与自豪的事情。奥运会的举办是体现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改革开放30年经济成就的平台，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5000年历史积淀的契机，更是让中国走向开放，自由和民主的机遇。但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被专制主义绑架而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后，这一切的初衷都变了。奥运会已不再是单纯的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圣洁之地，也不是中外交流的窗口。而变成了一场为了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以美国为赶超目标，金牌数量世界第一的舞台。
今天的不在少数的中国人，口口声声的说“Love China”，但是他们的行动又表明他们是最不爱中国的中国人。这些人其实是最可怜的，但又为什么可怜？因为他们是没有自己思想的一群人，是一群被专制主义绑架而退化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伪爱国主义者！看到这里，那些伪爱国主义者可能又会破口大骂了，但是现在我不从主观角度去和他们讨论什么是爱中国，而是站在客观角度去说明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爱中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中国的方式！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爱中国？陈寅恪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即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爱中国！今天的中国正缺少这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在今天的中国早已找不到踪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个当初执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肆反对过的东西，又成为今天中国的主旋律。当一个国家人民受到的教育是一种一言堂式的教育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会有在思想上有向前发展的动力呢？执政党在中国学校的思想教学中，从小学开始就在灌输的思想，即爱党就是爱国，集体主义胜于一切等等。正是这些思想在扼杀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前不久去世的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的良心”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前半生都在苏联共产主义暴政的魅影下生活，但是正是他的那一颗还有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大脑，使他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得到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能够给予他的最高荣誉——“俄罗斯的良心”这一称号。试想为什么中国自1949年以后，就没有一位作家的作品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反响，让这位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成就超过1949年以前呢？因为中国的思想统治已经不容许这样的不同声音出现了。中国作家中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很多，但是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们出版他们的思想。这里不能不提一下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裔作家高行健，正是他在被迫流亡法国以后，摆脱了禁锢他思想的枷锁，使他的创作能够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大陆比高行健还要优秀的作家还有很多，钱锺书，沈从文等在我看来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为什么他们成为不了第一个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受中国执政党的欣赏，或者说他们的思想是和中国执政党的统治方针背道而驰的。这一点，从49年以后执政党大肆批判胡适，批斗胡风就可以看出端倪。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是完全被禁止的。今天，中国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余杰，但是他又不被这个政权所容忍。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可悲之处。
当中国的执政党一次又一次的抗议日本政府在对待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问题的态度时，我们的国人可曾想到我们的执政党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吗？或许在那些伪爱国主义者看来，刻意让国人淡忘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文革还有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会反问我为什么要抓住历史不放？中国人在宣扬中日友好的最爱题的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能解答为什么吗？为什么当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课书时，我们要强烈抗议，我们的教育部在编撰自己的历史，政治教科书的时候，却会遗忘很多很多东西呢？中共十七大后新华社的评论“经验给人启示，历史昭示未来”难道就是说只有好的历史才能昭示未来，坏的历史就要被掩藏吗？当巴金的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遗愿被宣传得无限风光时，他的另一个遗愿“文革纪念馆”却被人为的故意遗忘，这不是执政党在自己扇自己的巴掌吗？
今天的中国人太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不然我们真的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1936年柏林奥运会，疯狂的纳粹向德国人灌输优越的雅利安人思想，使德意志民族迷失在了奥运会金牌第一的位置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与思想之后，带给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是什么？这里我不是说今天中国的执政党要将中国和中国人民带向战争与毁灭。但是，执政党这样刻意让中国人忘却历史，使中国人丧失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非常可怕与危险的事情。虽然在他们看来，这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但是，这对中国将来的发展又有多少用处呢？一个有历史作为的政党和政治领袖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将眼前的国家统治的如何美轮美奂，而在于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明天的幸福。
今天的中国人同样需要在学校中开设《公民教育》课程了，要教给学生如何独立的思考，独立去观察。而不是只会人云亦云，跟着教科书所教的走。要让中国人知道宪法赋予了他们什么权利和如何去运用那些权利。如何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去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因为英国人艾顿说过“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
最后，对一些无知无畏者的言论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我在这里讲政治只是动动嘴皮子，发牢骚。但是无知无畏的人可曾知道，这牢骚不是人人都能发的出来的。或者说你们的水平还太低了，根本看不懂我写的东西。等你们能够有能力看明白我所写的所有东西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牢骚吧。还是那句话，你们肚子里那点货色，我还真瞧不上眼。虽然我在大学的专业课程没有某些人学的好，但是我出国6年多来所学到的真正有用的东西，能够让人明理的知识是你们的百倍。
“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等你们有人能看懂吴宓的这段话，再来和我说理吧。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The Euphoric Early Fifties狂热而病态的五十年代初期
This article is my first assignment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which is a paper i study at this semester.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至此，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时间从成立，发展，壮大直到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到1955年这6年期间，有人说是中国历史上除1978年至1989年6月这段政治相对宽松阶段以外的另一段政治宽松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人民空前拥护政府的时期。但仔细分析，而这一阶段，也是一种完全病态的狂热的时期。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一种病态的狂热时期，同时病态的狂热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程映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I think euphoric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peculiar atmosphere of the triumphant moment of every revolution, from the October to the Chinese and the Cuban, regardless the persecutions and suppressions that were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int is that there was really a certain degree of mass support and fanaticism that were released by the revolution.”我想这一点已经足以解释什么是病态的狂热和病态的狂热是怎么产生的了。
而这种病态的狂热具体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上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当时的中国，处在被称之为刚刚“解放”的时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打破了美军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造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有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得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人能够自己造出自己的“解放”牌汽车和喷气式飞机，鞍钢与第一飞机制造厂等大型重工业企业的建立。使得中国人享受到了几千年来从没享受到过的成就，也让中国老百姓站在了一种从没有站到过的历史至高点上。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和中国人从此真正摆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身上的一穷二白三落后的历史地位，中国人也能享受到与世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的待遇。中国老百姓也真的衷心感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如此大的变化。因此，中国人在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欢呼，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发展而抛弃自己的私念忘我的工作的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狂热。
但为何这种狂热又被冠以病态的形容词呢？因为当中国人在处于这种狂热状态的时候，忽略了一副慢慢降落下来在中国人思想精神上的枷锁。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里的共产主义铁幕一样，这副横贯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枷锁也在慢慢落下。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政治，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产生的过度狂热也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这副枷锁的来临。因此，这种狂热的状态又被称之为病态。因为这种狂热使中国人失去了分辨事务是非曲直的理性。正如吃了迷幻药的人对任何事物，哪怕是危险都有一种美好的感觉一样。
而执政党又是使用了什么手段使得中国人处于这种病态的狂热之中而忽视周遭的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危险的呢？在高华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一文中可以发现，执政党在建立政权以后，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而这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也让中国人更进一步的陷入一场又一场的狂热地精神状态当中。正是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得带有这种病态狂热的中国人忽视了自身的危机。
1947年之1953年的土改运动，可以被认为是第一场让中国人陷入这种病态狂热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政权的过程中，依靠的主力是农民。而农民又是中国当时最广大的阶层。要让中国的农民陷入这种狂热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拥有土地。于是乎，挑动农民与地主，贫农与富农的关系成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由经过当时在延安政治嗅觉高度敏感的文人创造的故事《白毛女》和《王贵与李香香》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程映虹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一文中，作者写到：“……它把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以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和感情发泄。”这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病态的心理，在当时被用来挑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这样，农民就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地主，分土地。而农民对共产党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再生父母般的感激。而在这场病态的狂热中进行的土改运动，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兴高采烈，还有保守估计200万失去亲人的地主与富农家庭的哀号。这种病态的狂热正是由此而来。
而此后的镇反与肃反运动，更将这种病态的狂热由农村带进了城市。高华在他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一文中提到，“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这种以阶级来划分“敌，我，友”的方法也让从事各行各业的城里人也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狂热中。执政党为了维护在国家最基层的统治，对威胁到政权统治的破坏者采取人民揭发的策略。他要求他的人民主动揭发身边的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并将那些敌对分子的具体定性为“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由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揭发敌对分子的狂热中。故在1955年一年中，就对军队，机关，企业的220万人进行所谓的“审查”，并且还下达了5%的敌对分子指标。这种病态的狂热，使得社会上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完全处于一种非友即敌的阶级立场中。也为后来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国社会的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充满病态的狂热时期。可是，我们必须承认那个时期的制度和政权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和无与伦比的。当然，任何事物的存在没有绝对的因素。因为很显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找到与之相矛盾的证据指出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一种病态的狂热。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存在是我们深恶痛绝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找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在支持这个制度和政权。包括一大堆所谓的社会菁英，还有大量学生（包括海外留学生）。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现行制度与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没有人能否定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上最腐败的和人的权力最没有保障的时期。就像我们不能否定50年代初期的执政党是最得到人民支持，但支持他的人民又是处于最病态的一种狂热当中一样。
（1） 高华 《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 2007年8月 第17期《领导者》
（2） 程映虹 《〈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1999年3月21日 美国《世界日报》的副刊《世界周刊》
（3） 胡平 《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 2006年 晨钟书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至此，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时间从成立，发展，壮大直到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到1955年这6年期间，有人说是中国历史上除1978年至1989年6月这段政治相对宽松阶段以外的另一段政治宽松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人民空前拥护政府的时期。但仔细分析，而这一阶段，也是一种完全病态的狂热的时期。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一种病态的狂热时期，同时病态的狂热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程映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I think euphoric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peculiar atmosphere of the triumphant moment of every revolution, from the October to the Chinese and the Cuban, regardless the persecutions and suppressions that were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int is that there was really a certain degree of mass support and fanaticism that were released by the revolution.”我想这一点已经足以解释什么是病态的狂热和病态的狂热是怎么产生的了。
而这种病态的狂热具体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上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当时的中国，处在被称之为刚刚“解放”的时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打破了美军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造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有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得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人能够自己造出自己的“解放”牌汽车和喷气式飞机，鞍钢与第一飞机制造厂等大型重工业企业的建立。使得中国人享受到了几千年来从没享受到过的成就，也让中国老百姓站在了一种从没有站到过的历史至高点上。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和中国人从此真正摆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身上的一穷二白三落后的历史地位，中国人也能享受到与世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的待遇。中国老百姓也真的衷心感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如此大的变化。因此，中国人在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欢呼，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发展而抛弃自己的私念忘我的工作的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狂热。
但为何这种狂热又被冠以病态的形容词呢？因为当中国人在处于这种狂热状态的时候，忽略了一副慢慢降落下来在中国人思想精神上的枷锁。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里的共产主义铁幕一样，这副横贯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枷锁也在慢慢落下。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政治，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产生的过度狂热也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这副枷锁的来临。因此，这种狂热的状态又被称之为病态。因为这种狂热使中国人失去了分辨事务是非曲直的理性。正如吃了迷幻药的人对任何事物，哪怕是危险都有一种美好的感觉一样。
而执政党又是使用了什么手段使得中国人处于这种病态的狂热之中而忽视周遭的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危险的呢？在高华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一文中可以发现，执政党在建立政权以后，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而这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也让中国人更进一步的陷入一场又一场的狂热地精神状态当中。正是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得带有这种病态狂热的中国人忽视了自身的危机。
1947年之1953年的土改运动，可以被认为是第一场让中国人陷入这种病态狂热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政权的过程中，依靠的主力是农民。而农民又是中国当时最广大的阶层。要让中国的农民陷入这种狂热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拥有土地。于是乎，挑动农民与地主，贫农与富农的关系成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由经过当时在延安政治嗅觉高度敏感的文人创造的故事《白毛女》和《王贵与李香香》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程映虹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一文中，作者写到：“……它把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以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和感情发泄。”这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病态的心理，在当时被用来挑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这样，农民就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地主，分土地。而农民对共产党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再生父母般的感激。而在这场病态的狂热中进行的土改运动，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兴高采烈，还有保守估计200万失去亲人的地主与富农家庭的哀号。这种病态的狂热正是由此而来。
而此后的镇反与肃反运动，更将这种病态的狂热由农村带进了城市。高华在他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一文中提到，“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这种以阶级来划分“敌，我，友”的方法也让从事各行各业的城里人也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狂热中。执政党为了维护在国家最基层的统治，对威胁到政权统治的破坏者采取人民揭发的策略。他要求他的人民主动揭发身边的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并将那些敌对分子的具体定性为“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由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揭发敌对分子的狂热中。故在1955年一年中，就对军队，机关，企业的220万人进行所谓的“审查”，并且还下达了5%的敌对分子指标。这种病态的狂热，使得社会上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完全处于一种非友即敌的阶级立场中。也为后来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国社会的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充满病态的狂热时期。可是，我们必须承认那个时期的制度和政权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和无与伦比的。当然，任何事物的存在没有绝对的因素。因为很显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找到与之相矛盾的证据指出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一种病态的狂热。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存在是我们深恶痛绝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找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在支持这个制度和政权。包括一大堆所谓的社会菁英，还有大量学生（包括海外留学生）。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现行制度与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没有人能否定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上最腐败的和人的权力最没有保障的时期。就像我们不能否定50年代初期的执政党是最得到人民支持，但支持他的人民又是处于最病态的一种狂热当中一样。
（1） 高华 《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 2007年8月 第17期《领导者》
（2） 程映虹 《〈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1999年3月21日 美国《世界日报》的副刊《世界周刊》
（3） 胡平 《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 2006年 晨钟书局
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与全盘世界化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思想之父。他在《脱亚论》中写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思想对于日本近代摆脱受西方压迫而走上独立自尊道路的正确性。
当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时，他的全盘西化主张成为当时台湾思想界一缕难得的清风，让受到国民党党鞭文痞压制已久的思想文化界得到了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富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台湾《文星》众人的“全盘西化论”给不同时期的日本和台湾带去的不仅仅是思想界的革命或者改造，而是对整个日本和台湾社会政治与经济带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与台湾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上和传统儒家思想作了一次彻底的切割。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在实现现代化，只有摆脱亚洲，特别是中国给日本带去的历史影响。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的潮流。而当时能够带领日本走向强大的唯一动力，或者说精神就是西方的模式，即欧洲模式。为什么欧洲模式能够带领日本走上强盛而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呢？正如我在前一片文章《支那人气质与大国崛起》中提到，当一个国家处于落后的地位时，能够改变国家状态的只有采用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当阿倍仲痲吕赴中国已千年有余，中华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浸淫日本社会千年之后。同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一样，日本已在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上走上了一条绝路。幕府制度和中国的垂帘听政成为了制约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正是看到这一点，看到同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的屈辱，福泽谕吉才会提出他的“脱亚入欧”理论。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局限在如同中国洋务运动的只革新生产力上，而是彻彻底底的阐述在日本社会的每一个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因为治标不治本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将国家贫弱的根源找到。即政治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桎梏。如果比较被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和中国俾斯麦的李鸿章的话，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2个国家不同的革新所给各自国家带去的不同的影响。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应该朝向文官体制的政体发展，并以征兵制度破除军队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在当时的日本，天皇即是国家。发展文官体制，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根本改变中国或者说东亚千年来固有的集权制政治制度。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而破除军队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属于任何一个幕府或大名，对天皇即国家行使绝对效忠。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侧重在国防等相关产业上进行革新，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推行改革。这种不痛不痒的革新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的事务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面貌。从此可知，同样的两个相同情况的国家为何在所谓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中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为日后的发展留下不同的种子。
当1960年代的台湾，文星杂志社的一帮年轻人发起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的时候，李敖等人即提出了他的“全盘西化”理论。这一理论并不是他首创，陈序经，胡适之等人即在之前大力提倡全盘西化。而受胡适之思想影响深远的李敖即继承了这一思想，将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中华社会推向极致。《自由中国》杂志即是一个提出政治制度西方化，民主化的阵地。他们所提出的全盘西化，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彻底的，百分之一百的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但是在今天看来，全盘西化可能不是完全的正确。如果要使之完全符合中国，我看要改几个字。即是将“全盘西化”改为“全盘世界化”。
为什么要全盘，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呢？
胡适这么认为：
第一，「选择性现代化」会「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实质上沦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丝毫不亚于它的物质文明，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东方的旧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甚么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
第三，中国的旧文明「不能解决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因为这四大祸害是中国旧文明残存至今的东西」。
第四，现代化成功的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胡适以日本的西化实例为证，企图找到一个可供中国借鉴的榜样。
陈序经同时也说：
第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
第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代世界的趋势。」
因此，只有全盘的世界化，才是能够让中国摆脱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
试看当今亚洲社会那些曾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今天全盘西化或者说全盘世界化的地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全数领先于中国。而只有和中国难兄难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在畸形的道路上一点一点地匍匐。如果有人会跳出来挑衅说，谁说日本，台湾，韩国没有贪污腐败？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保障将这些贪污腐败控制在最小化。同样的，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保障政治权利的人民化而不是集权化。反对党的存在，可以使董建华黯然辞职，可以使陈水扁民望最低官司缠身，可以使卢武玄被停职总统职权。同样的，强而有力的选举监督机制，可以是贿选成为候选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同你一起竞选候选人和选举监察机构时时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而选民也因为会对收受贿赂而锒铛入狱产生恐惧。这就是对某些人可笑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或者面对金钱而被收买选票的最为有力的反击。2008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马英九能够被700多万票选为总统，不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中国人完全适合民主，而且还可以把民主发扬到令美国总统布什都称赞为亚洲的明灯吗？
最后对一可笑而无知的观点发表一点看法。有人说凭什么我们要在文化上融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融入西方，不融入世界的主流价值，我们就还是以前的锁关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王朝，文化大革命时的世界共产主义价值观输出地。你不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西方世界就不了解你，认为你是一只未知的，深不可测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威胁论”就在这种未知的环境中产生。还有，西方国家是不会迁就你有所谓的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把你那上千年的文化只会当成旅游的目的地和Discovery频道的关注点。你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主流价值之外，人家同样也只会把你挡在大国俱乐部之外。邓小平所说的，被开除地球球籍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没看见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余英时的话可以给我的文章做个结束：“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当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时，他的全盘西化主张成为当时台湾思想界一缕难得的清风，让受到国民党党鞭文痞压制已久的思想文化界得到了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富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台湾《文星》众人的“全盘西化论”给不同时期的日本和台湾带去的不仅仅是思想界的革命或者改造，而是对整个日本和台湾社会政治与经济带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与台湾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上和传统儒家思想作了一次彻底的切割。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在实现现代化，只有摆脱亚洲，特别是中国给日本带去的历史影响。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的潮流。而当时能够带领日本走向强大的唯一动力，或者说精神就是西方的模式，即欧洲模式。为什么欧洲模式能够带领日本走上强盛而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呢？正如我在前一片文章《支那人气质与大国崛起》中提到，当一个国家处于落后的地位时，能够改变国家状态的只有采用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当阿倍仲痲吕赴中国已千年有余，中华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浸淫日本社会千年之后。同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一样，日本已在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上走上了一条绝路。幕府制度和中国的垂帘听政成为了制约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正是看到这一点，看到同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的屈辱，福泽谕吉才会提出他的“脱亚入欧”理论。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局限在如同中国洋务运动的只革新生产力上，而是彻彻底底的阐述在日本社会的每一个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因为治标不治本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将国家贫弱的根源找到。即政治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桎梏。如果比较被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和中国俾斯麦的李鸿章的话，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2个国家不同的革新所给各自国家带去的不同的影响。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应该朝向文官体制的政体发展，并以征兵制度破除军队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在当时的日本，天皇即是国家。发展文官体制，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根本改变中国或者说东亚千年来固有的集权制政治制度。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而破除军队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属于任何一个幕府或大名，对天皇即国家行使绝对效忠。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侧重在国防等相关产业上进行革新，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推行改革。这种不痛不痒的革新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的事务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面貌。从此可知，同样的两个相同情况的国家为何在所谓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中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为日后的发展留下不同的种子。
当1960年代的台湾，文星杂志社的一帮年轻人发起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的时候，李敖等人即提出了他的“全盘西化”理论。这一理论并不是他首创，陈序经，胡适之等人即在之前大力提倡全盘西化。而受胡适之思想影响深远的李敖即继承了这一思想，将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中华社会推向极致。《自由中国》杂志即是一个提出政治制度西方化，民主化的阵地。他们所提出的全盘西化，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彻底的，百分之一百的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但是在今天看来，全盘西化可能不是完全的正确。如果要使之完全符合中国，我看要改几个字。即是将“全盘西化”改为“全盘世界化”。
为什么要全盘，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呢？
胡适这么认为：
第一，「选择性现代化」会「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实质上沦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丝毫不亚于它的物质文明，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东方的旧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甚么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
第三，中国的旧文明「不能解决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因为这四大祸害是中国旧文明残存至今的东西」。
第四，现代化成功的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胡适以日本的西化实例为证，企图找到一个可供中国借鉴的榜样。
陈序经同时也说：
第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
第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代世界的趋势。」
因此，只有全盘的世界化，才是能够让中国摆脱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
试看当今亚洲社会那些曾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今天全盘西化或者说全盘世界化的地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全数领先于中国。而只有和中国难兄难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在畸形的道路上一点一点地匍匐。如果有人会跳出来挑衅说，谁说日本，台湾，韩国没有贪污腐败？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保障将这些贪污腐败控制在最小化。同样的，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保障政治权利的人民化而不是集权化。反对党的存在，可以使董建华黯然辞职，可以使陈水扁民望最低官司缠身，可以使卢武玄被停职总统职权。同样的，强而有力的选举监督机制，可以是贿选成为候选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同你一起竞选候选人和选举监察机构时时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而选民也因为会对收受贿赂而锒铛入狱产生恐惧。这就是对某些人可笑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或者面对金钱而被收买选票的最为有力的反击。2008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马英九能够被700多万票选为总统，不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中国人完全适合民主，而且还可以把民主发扬到令美国总统布什都称赞为亚洲的明灯吗？
最后对一可笑而无知的观点发表一点看法。有人说凭什么我们要在文化上融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融入西方，不融入世界的主流价值，我们就还是以前的锁关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王朝，文化大革命时的世界共产主义价值观输出地。你不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西方世界就不了解你，认为你是一只未知的，深不可测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威胁论”就在这种未知的环境中产生。还有，西方国家是不会迁就你有所谓的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把你那上千年的文化只会当成旅游的目的地和Discovery频道的关注点。你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主流价值之外，人家同样也只会把你挡在大国俱乐部之外。邓小平所说的，被开除地球球籍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没看见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余英时的话可以给我的文章做个结束：“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支那人气质与大国崛起
1890年，英裔美国传教士Arthur H. Smith写了一本关于他在中国生活五十年的见闻和观察，取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没过多久，这本英文著作就在日本被日本人涩江保翻译成日文，以供研究中国之用，并取名《支那人气质》。是巧，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读到此书并极力推崇能有中国的出版社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甚至在鲁迅去世前十多天，他还念念不忘在中国出版此书之愿望。他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可见，对于中国爱之深，责之切的鲁迅对此书可以为中国国家，社会与人民能够起到的作用抱有极深之期望。
这本以一个在中国生活50年之外国人眼光写成的揭示中国人特有之气质和民族性的著作，分27个章节从26个不同的层面，深入地解析了中国2000多年传统文化与习惯影响下中国人的26个特质并且分析了中国当时之现实与时务。这其中有褒，也有贬。Face（保全面子）、Economy（节俭持家）、Industry（勤劳刻苦）、Politeness（讲究礼貌）、Disregard of Time (漠视时间)、Disregard of Accuracy（忽视精确）、Talent of Misunderstanding (宜于误解)、Talent of Indirection（转弯抹角）、Flexible Inflexibility（顺而不从）、Intellectual Turbidity (思绪含混)、Absence of Nerves (不紧不慢)、Contempt for Foreigners（轻视外族）、Absence of Public Spirit（缺乏公心）、Conservatism(因循守旧)、Indifference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随遇而安)、Physical Vitality（顽强生存）、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能忍且韧）、Content and Cheerfulness（知足常乐）、Filial Piety（孝悌为先）、Benevolence（仁爱之心）、Absence of Sympathy（缺乏同情）、Social Typhoons（社会风波）、Mutu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 for Law(株连守法)、Mutual Suspicion（互相猜疑）、Absence of Sincerity（缺乏诚信）、Polytheism，Pantheism, Atheism（多元信仰）。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角度回看100多年前那个外国传教士所写之中国人气质的时候，真的不难发现这本书所写的每一个关于中国人特质的论述都能在中国某个历史时段能够和中国人的特质完全吻合。尤其是其中批判中国人丑陋劣根性的一些特质，在鲁迅的文下比比皆是。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也是反复出现。
而2006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国上映，掀起了一场88年《河殇》之后的又一轮中国社会反思潮。但这一次，《大国崛起》没有从中国人的自身角度去发掘，而是选择了9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国作为切入口，观察世界大国崛起的异同点作为反思和探索中国崛起的出路。但是500年来，真正能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只有3个，按历史顺序来说，即荷兰，英国和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正是这三个国家在当时对历史条件下，发明或者说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只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不断领先于其它国家。这些新的金融和商业体系，使荷兰的财富快速增长。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的贸易额占据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英国在处死了查理一世之后，不断探索适合英国发展的政治体制，并最终确立起了王权和民权互相包容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建立起了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走上了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的位置。更不用说美国，从当年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这其中包含了美利坚民族不断完善自我的每一步。
看完《大国崛起》和《支那人气质》，从中不难发现，制约中国崛起的因素不在于外部的客观条件，而在于中国人特有的气质等内在主观因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确保国家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但是中国人保全面子，因循守旧，漠视时间，忽视精确，轻视外族，不紧不慢，随遇而安，缺乏诚信这些特质正是制约中国崛起的障碍。
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需要中国人勇于探索和创新，但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有着那么一批极端保守的老年人和思想混沌的愤青，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充当了旧思想，旧制度的卫道士，一直在阻碍改革的进程。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成为从特权阶级跌落为普通大众的一员。
并且，在中国日常政治生活中，官僚作风的蔓延，使得时间与精确的价值对于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权力机构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正是权力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权力的腐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腐败往往就是导致时间和精确失去价值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诸如此类等等中国人人性中的缺点，导致了中国在近500年来，经济与政治制度完全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有一批人顽固的抱着僵化的思想不放，或者说抱着完全不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不放，才导致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瓶颈。两条腿同时走才跑得快，一条腿拖在后面，不但走得慢，还会影响另一只脚的速度。
如果，中国人拍摄《大国崛起》的最终目的是想让中国也能成为片中9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的话，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铲除中国人人性中特有的劣根性。这样才能让中国经济与政治健康发展，融入世界的主流价值。到那时，西方世界不会再有“黄祸”或者“中国威胁论”，中国人也不必再为保护奥运的圣火而组成人墙。因为，世界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这本以一个在中国生活50年之外国人眼光写成的揭示中国人特有之气质和民族性的著作，分27个章节从26个不同的层面，深入地解析了中国2000多年传统文化与习惯影响下中国人的26个特质并且分析了中国当时之现实与时务。这其中有褒，也有贬。Face（保全面子）、Economy（节俭持家）、Industry（勤劳刻苦）、Politeness（讲究礼貌）、Disregard of Time (漠视时间)、Disregard of Accuracy（忽视精确）、Talent of Misunderstanding (宜于误解)、Talent of Indirection（转弯抹角）、Flexible Inflexibility（顺而不从）、Intellectual Turbidity (思绪含混)、Absence of Nerves (不紧不慢)、Contempt for Foreigners（轻视外族）、Absence of Public Spirit（缺乏公心）、Conservatism(因循守旧)、Indifference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随遇而安)、Physical Vitality（顽强生存）、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能忍且韧）、Content and Cheerfulness（知足常乐）、Filial Piety（孝悌为先）、Benevolence（仁爱之心）、Absence of Sympathy（缺乏同情）、Social Typhoons（社会风波）、Mutu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 for Law(株连守法)、Mutual Suspicion（互相猜疑）、Absence of Sincerity（缺乏诚信）、Polytheism，Pantheism, Atheism（多元信仰）。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角度回看100多年前那个外国传教士所写之中国人气质的时候，真的不难发现这本书所写的每一个关于中国人特质的论述都能在中国某个历史时段能够和中国人的特质完全吻合。尤其是其中批判中国人丑陋劣根性的一些特质，在鲁迅的文下比比皆是。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也是反复出现。
而2006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国上映，掀起了一场88年《河殇》之后的又一轮中国社会反思潮。但这一次，《大国崛起》没有从中国人的自身角度去发掘，而是选择了9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国作为切入口，观察世界大国崛起的异同点作为反思和探索中国崛起的出路。但是500年来，真正能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只有3个，按历史顺序来说，即荷兰，英国和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正是这三个国家在当时对历史条件下，发明或者说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只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不断领先于其它国家。这些新的金融和商业体系，使荷兰的财富快速增长。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的贸易额占据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英国在处死了查理一世之后，不断探索适合英国发展的政治体制，并最终确立起了王权和民权互相包容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建立起了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走上了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的位置。更不用说美国，从当年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这其中包含了美利坚民族不断完善自我的每一步。
看完《大国崛起》和《支那人气质》，从中不难发现，制约中国崛起的因素不在于外部的客观条件，而在于中国人特有的气质等内在主观因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确保国家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但是中国人保全面子，因循守旧，漠视时间，忽视精确，轻视外族，不紧不慢，随遇而安，缺乏诚信这些特质正是制约中国崛起的障碍。
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需要中国人勇于探索和创新，但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有着那么一批极端保守的老年人和思想混沌的愤青，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充当了旧思想，旧制度的卫道士，一直在阻碍改革的进程。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成为从特权阶级跌落为普通大众的一员。
并且，在中国日常政治生活中，官僚作风的蔓延，使得时间与精确的价值对于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权力机构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正是权力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权力的腐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腐败往往就是导致时间和精确失去价值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诸如此类等等中国人人性中的缺点，导致了中国在近500年来，经济与政治制度完全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有一批人顽固的抱着僵化的思想不放，或者说抱着完全不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不放，才导致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瓶颈。两条腿同时走才跑得快，一条腿拖在后面，不但走得慢，还会影响另一只脚的速度。
如果，中国人拍摄《大国崛起》的最终目的是想让中国也能成为片中9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的话，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铲除中国人人性中特有的劣根性。这样才能让中国经济与政治健康发展，融入世界的主流价值。到那时，西方世界不会再有“黄祸”或者“中国威胁论”，中国人也不必再为保护奥运的圣火而组成人墙。因为，世界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死
陈寅恪在王国维的碑文中写到：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王国维的死，是为了什么？王国维自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到：“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或许有人会说，王国维的死，并不是他的思想受到禁锢，而是他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但胡适在晚年回忆王国维时曾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这样一个风流才子，怎会被他所处的时代淘汰呢？
可见，当王国维所殉之道，所成之仁，是为他的思想。当他的思想被他人禁锢而得不到释放，他只能以死来抗争，做最后的哀叹。
每年的4月7日，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这一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郑南榕用生命争取来的。郑南榕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我把他这句话理解成：“国民党禁锢不了我的思想，堵塞不了我的言论，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带走我的躯壳”。
1984年3月12日，三个党外人士创办了《自由时代周刊》。郑南榕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人是大名鼎鼎的李敖和陈水扁。当《自由时代周刊》喊出了“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同时，郑南榕也以他的行动来捍卫了他的理想和口号。当今天的台湾，二千三百万台湾人在民主，法治与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今天台湾的民主，法治与自由，在法律上可能只是简单一句话，但对有些人而言，却是用身家财产或是用最可贵的生命去争取来的。
最后，用同为基督徒的老舍的一段话最结尾：“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王国维的死，是为了什么？王国维自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到：“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或许有人会说，王国维的死，并不是他的思想受到禁锢，而是他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但胡适在晚年回忆王国维时曾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这样一个风流才子，怎会被他所处的时代淘汰呢？
可见，当王国维所殉之道，所成之仁，是为他的思想。当他的思想被他人禁锢而得不到释放，他只能以死来抗争，做最后的哀叹。
每年的4月7日，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这一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郑南榕用生命争取来的。郑南榕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我把他这句话理解成：“国民党禁锢不了我的思想，堵塞不了我的言论，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带走我的躯壳”。
1984年3月12日，三个党外人士创办了《自由时代周刊》。郑南榕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人是大名鼎鼎的李敖和陈水扁。当《自由时代周刊》喊出了“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同时，郑南榕也以他的行动来捍卫了他的理想和口号。当今天的台湾，二千三百万台湾人在民主，法治与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今天台湾的民主，法治与自由，在法律上可能只是简单一句话，但对有些人而言，却是用身家财产或是用最可贵的生命去争取来的。
最后，用同为基督徒的老舍的一段话最结尾：“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再读河殇
放寒假，闲来无事，图书馆信手拿来《河殇》再读。虽说再读，实则第一次好好细读。
《河殇》虽说在中国已属禁书，但在我的私人藏书中已有此书，全拜家中老父当年购之。却不想一搁已有20年之久，确没好好细读。实乃暴殄天物是也。
先在网上看书评，不乏愤青的批判。说是20年前的文字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实在可笑，等等诸如此类。但实则却未为晚矣。与其说他是伤痕文学在报告文学上的延续，不如说是80年代末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励志文学。
苏晓康等去国已久，不知是否知道当年的《河殇》对近日的中国还有这么深刻的影响。借用中国文明发源之河——黄河的去向探讨中国之走向。与最近在中国热播的《大国之崛起》有异曲同工之处。我虽还未看过《大国之崛起》，但在网上已有耳闻。
《河殇》的六个篇幅，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蔚蓝色无不紧扣中国之命运。借古说今，是《河殇》的特色。用中国的长城和龙来表示被困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如何被奴役，压迫而又安于被奴役，被压迫。从中国人的性格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又用黄河的流向是大海，出处是蔚蓝色的大海来说明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河殇》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用于思考二十世纪中国在改革的大风险面前，中国人将准备怎样的勇气，胆识和反省意识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但在今天看来，这同样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河殇》虽说在中国已属禁书，但在我的私人藏书中已有此书，全拜家中老父当年购之。却不想一搁已有20年之久，确没好好细读。实乃暴殄天物是也。
先在网上看书评，不乏愤青的批判。说是20年前的文字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实在可笑，等等诸如此类。但实则却未为晚矣。与其说他是伤痕文学在报告文学上的延续，不如说是80年代末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励志文学。
苏晓康等去国已久，不知是否知道当年的《河殇》对近日的中国还有这么深刻的影响。借用中国文明发源之河——黄河的去向探讨中国之走向。与最近在中国热播的《大国之崛起》有异曲同工之处。我虽还未看过《大国之崛起》，但在网上已有耳闻。
《河殇》的六个篇幅，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蔚蓝色无不紧扣中国之命运。借古说今，是《河殇》的特色。用中国的长城和龙来表示被困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如何被奴役，压迫而又安于被奴役，被压迫。从中国人的性格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又用黄河的流向是大海，出处是蔚蓝色的大海来说明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河殇》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用于思考二十世纪中国在改革的大风险面前，中国人将准备怎样的勇气，胆识和反省意识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但在今天看来，这同样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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