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死

陈寅恪在王国维的碑文中写到：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王国维的死，是为了什么？王国维自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到：“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或许有人会说，王国维的死，并不是他的思想受到禁锢，而是他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但胡适在晚年回忆王国维时曾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这样一个风流才子，怎会被他所处的时代淘汰呢？

可见，当王国维所殉之道，所成之仁，是为他的思想。当他的思想被他人禁锢而得不到释放，他只能以死来抗争，做最后的哀叹。

每年的4月7日，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这一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郑南榕用生命争取来的。郑南榕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我把他这句话理解成：“国民党禁锢不了我的思想，堵塞不了我的言论，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带走我的躯壳”。

1984年3月12日，三个党外人士创办了《自由时代周刊》。郑南榕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人是大名鼎鼎的李敖和陈水扁。当《自由时代周刊》喊出了“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同时，郑南榕也以他的行动来捍卫了他的理想和口号。当今天的台湾，二千三百万台湾人在民主，法治与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今天台湾的民主，法治与自由，在法律上可能只是简单一句话，但对有些人而言，却是用身家财产或是用最可贵的生命去争取来的。

最后，用同为基督徒的老舍的一段话最结尾：“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