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气质与大国崛起

1890年，英裔美国传教士Arthur H. Smith写了一本关于他在中国生活五十年的见闻和观察，取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没过多久，这本英文著作就在日本被日本人涩江保翻译成日文，以供研究中国之用，并取名《支那人气质》。是巧，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读到此书并极力推崇能有中国的出版社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甚至在鲁迅去世前十多天，他还念念不忘在中国出版此书之愿望。他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可见，对于中国爱之深，责之切的鲁迅对此书可以为中国国家，社会与人民能够起到的作用抱有极深之期望。

这本以一个在中国生活50年之外国人眼光写成的揭示中国人特有之气质和民族性的著作，分27个章节从26个不同的层面，深入地解析了中国2000多年传统文化与习惯影响下中国人的26个特质并且分析了中国当时之现实与时务。这其中有褒，也有贬。Face（保全面子）、Economy（节俭持家）、Industry（勤劳刻苦）、Politeness（讲究礼貌）、Disregard of Time (漠视时间)、Disregard of Accuracy（忽视精确）、Talent of Misunderstanding (宜于误解)、Talent of Indirection（转弯抹角）、Flexible Inflexibility（顺而不从）、Intellectual Turbidity (思绪含混)、Absence of Nerves (不紧不慢)、Contempt for Foreigners（轻视外族）、Absence of Public Spirit（缺乏公心）、Conservatism(因循守旧)、Indifference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随遇而安)、Physical Vitality（顽强生存）、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能忍且韧）、Content and Cheerfulness（知足常乐）、Filial Piety（孝悌为先）、Benevolence（仁爱之心）、Absence of Sympathy（缺乏同情）、Social Typhoons（社会风波）、Mutu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 for Law(株连守法)、Mutual Suspicion（互相猜疑）、Absence of Sincerity（缺乏诚信）、Polytheism，Pantheism, Atheism（多元信仰）。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角度回看100多年前那个外国传教士所写之中国人气质的时候，真的不难发现这本书所写的每一个关于中国人特质的论述都能在中国某个历史时段能够和中国人的特质完全吻合。尤其是其中批判中国人丑陋劣根性的一些特质，在鲁迅的文下比比皆是。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也是反复出现。

而2006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国上映，掀起了一场88年《河殇》之后的又一轮中国社会反思潮。但这一次，《大国崛起》没有从中国人的自身角度去发掘，而是选择了9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国作为切入口，观察世界大国崛起的异同点作为反思和探索中国崛起的出路。但是500年来，真正能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只有3个，按历史顺序来说，即荷兰，英国和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正是这三个国家在当时对历史条件下，发明或者说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只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不断领先于其它国家。这些新的金融和商业体系，使荷兰的财富快速增长。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的贸易额占据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英国在处死了查理一世之后，不断探索适合英国发展的政治体制，并最终确立起了王权和民权互相包容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建立起了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走上了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的位置。更不用说美国，从当年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这其中包含了美利坚民族不断完善自我的每一步。

看完《大国崛起》和《支那人气质》，从中不难发现，制约中国崛起的因素不在于外部的客观条件，而在于中国人特有的气质等内在主观因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确保国家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但是中国人保全面子，因循守旧，漠视时间，忽视精确，轻视外族，不紧不慢，随遇而安，缺乏诚信这些特质正是制约中国崛起的障碍。

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需要中国人勇于探索和创新，但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有着那么一批极端保守的老年人和思想混沌的愤青，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充当了旧思想，旧制度的卫道士，一直在阻碍改革的进程。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成为从特权阶级跌落为普通大众的一员。

并且，在中国日常政治生活中，官僚作风的蔓延，使得时间与精确的价值对于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权力机构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正是权力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权力的腐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腐败往往就是导致时间和精确失去价值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诸如此类等等中国人人性中的缺点，导致了中国在近500年来，经济与政治制度完全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有一批人顽固的抱着僵化的思想不放，或者说抱着完全不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不放，才导致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瓶颈。两条腿同时走才跑得快，一条腿拖在后面，不但走得慢，还会影响另一只脚的速度。

如果，中国人拍摄《大国崛起》的最终目的是想让中国也能成为片中9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的话，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铲除中国人人性中特有的劣根性。这样才能让中国经济与政治健康发展，融入世界的主流价值。到那时，西方世界不会再有“黄祸”或者“中国威胁论”，中国人也不必再为保护奥运的圣火而组成人墙。因为，世界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