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uphoric Early Fifties狂热而病态的五十年代初期

This article is my first assignment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which is a paper i study at this semester.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至此，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时间从成立，发展，壮大直到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到1955年这6年期间，有人说是中国历史上除1978年至1989年6月这段政治相对宽松阶段以外的另一段政治宽松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人民空前拥护政府的时期。但仔细分析，而这一阶段，也是一种完全病态的狂热的时期。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一种病态的狂热时期，同时病态的狂热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程映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I think euphoric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peculiar atmosphere of the triumphant moment of every revolution, from the October to the Chinese and the Cuban, regardless the persecutions and suppressions that were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int is that there was really a certain degree of mass support and fanaticism that were released by the revolution.”我想这一点已经足以解释什么是病态的狂热和病态的狂热是怎么产生的了。

而这种病态的狂热具体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上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当时的中国，处在被称之为刚刚“解放”的时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打破了美军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造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有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得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人能够自己造出自己的“解放”牌汽车和喷气式飞机，鞍钢与第一飞机制造厂等大型重工业企业的建立。使得中国人享受到了几千年来从没享受到过的成就，也让中国老百姓站在了一种从没有站到过的历史至高点上。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和中国人从此真正摆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身上的一穷二白三落后的历史地位，中国人也能享受到与世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的待遇。中国老百姓也真的衷心感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如此大的变化。因此，中国人在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欢呼，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发展而抛弃自己的私念忘我的工作的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狂热。

但为何这种狂热又被冠以病态的形容词呢？因为当中国人在处于这种狂热状态的时候，忽略了一副慢慢降落下来在中国人思想精神上的枷锁。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里的共产主义铁幕一样，这副横贯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枷锁也在慢慢落下。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政治，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产生的过度狂热也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这副枷锁的来临。因此，这种狂热的状态又被称之为病态。因为这种狂热使中国人失去了分辨事务是非曲直的理性。正如吃了迷幻药的人对任何事物，哪怕是危险都有一种美好的感觉一样。

而执政党又是使用了什么手段使得中国人处于这种病态的狂热之中而忽视周遭的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危险的呢？在高华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一文中可以发现，执政党在建立政权以后，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而这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也让中国人更进一步的陷入一场又一场的狂热地精神状态当中。正是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得带有这种病态狂热的中国人忽视了自身的危机。

1947年之1953年的土改运动，可以被认为是第一场让中国人陷入这种病态狂热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政权的过程中，依靠的主力是农民。而农民又是中国当时最广大的阶层。要让中国的农民陷入这种狂热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拥有土地。于是乎，挑动农民与地主，贫农与富农的关系成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由经过当时在延安政治嗅觉高度敏感的文人创造的故事《白毛女》和《王贵与李香香》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程映虹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一文中，作者写到：“……它把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以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和感情发泄。”这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病态的心理，在当时被用来挑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这样，农民就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地主，分土地。而农民对共产党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再生父母般的感激。而在这场病态的狂热中进行的土改运动，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兴高采烈，还有保守估计200万失去亲人的地主与富农家庭的哀号。这种病态的狂热正是由此而来。

而此后的镇反与肃反运动，更将这种病态的狂热由农村带进了城市。高华在他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一文中提到，“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这种以阶级来划分“敌，我，友”的方法也让从事各行各业的城里人也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狂热中。执政党为了维护在国家最基层的统治，对威胁到政权统治的破坏者采取人民揭发的策略。他要求他的人民主动揭发身边的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并将那些敌对分子的具体定性为“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由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揭发敌对分子的狂热中。故在1955年一年中，就对军队，机关，企业的220万人进行所谓的“审查”，并且还下达了5%的敌对分子指标。这种病态的狂热，使得社会上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完全处于一种非友即敌的阶级立场中。也为后来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国社会的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充满病态的狂热时期。可是，我们必须承认那个时期的制度和政权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和无与伦比的。当然，任何事物的存在没有绝对的因素。因为很显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找到与之相矛盾的证据指出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一种病态的狂热。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存在是我们深恶痛绝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找出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在支持这个制度和政权。包括一大堆所谓的社会菁英，还有大量学生（包括海外留学生）。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现行制度与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没有人能否定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上最腐败的和人的权力最没有保障的时期。就像我们不能否定50年代初期的执政党是最得到人民支持，但支持他的人民又是处于最病态的一种狂热当中一样。


（1） 高华 《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治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 2007年8月 第17期《领导者》
（2） 程映虹 《〈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1999年3月21日 美国《世界日报》的副刊《世界周刊》
（3） 胡平 《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 2006年 晨钟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