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与全盘世界化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思想之父。他在《脱亚论》中写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思想对于日本近代摆脱受西方压迫而走上独立自尊道路的正确性。

当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时,他的全盘西化主张成为当时台湾思想界一缕难得的清风,让受到国民党党鞭文痞压制已久的思想文化界得到了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富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台湾《文星》众人的“全盘西化论”给不同时期的日本和台湾带去的不仅仅是思想界的革命或者改造,而是对整个日本和台湾社会政治与经济带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与台湾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上和传统儒家思想作了一次彻底的切割。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在实现现代化,只有摆脱亚洲,特别是中国给日本带去的历史影响。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的潮流。而当时能够带领日本走向强大的唯一动力,或者说精神就是西方的模式,即欧洲模式。为什么欧洲模式能够带领日本走上强盛而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呢?正如我在前一片文章《支那人气质与大国崛起》中提到,当一个国家处于落后的地位时,能够改变国家状态的只有采用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当阿倍仲痲吕赴中国已千年有余,中华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浸淫日本社会千年之后。同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一样,日本已在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上走上了一条绝路。幕府制度和中国的垂帘听政成为了制约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正是看到这一点,看到同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的屈辱,福泽谕吉才会提出他的“脱亚入欧”理论。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局限在如同中国洋务运动的只革新生产力上,而是彻彻底底的阐述在日本社会的每一个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因为治标不治本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将国家贫弱的根源找到。即政治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桎梏。如果比较被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和中国俾斯麦的李鸿章的话,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2个国家不同的革新所给各自国家带去的不同的影响。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应该朝向文官体制的政体发展,并以征兵制度破除军队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在当时的日本,天皇即是国家。发展文官体制,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根本改变中国或者说东亚千年来固有的集权制政治制度。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而破除军队的封建性,建立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属于任何一个幕府或大名,对天皇即国家行使绝对效忠。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侧重在国防等相关产业上进行革新,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推行改革。这种不痛不痒的革新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的事务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面貌。从此可知,同样的两个相同情况的国家为何在所谓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中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为日后的发展留下不同的种子。

当1960年代的台湾,文星杂志社的一帮年轻人发起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的时候,李敖等人即提出了他的“全盘西化”理论。这一理论并不是他首创,陈序经,胡适之等人即在之前大力提倡全盘西化。而受胡适之思想影响深远的李敖即继承了这一思想,将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中华社会推向极致。《自由中国》杂志即是一个提出政治制度西方化,民主化的阵地。他们所提出的全盘西化,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彻底的,百分之一百的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但是在今天看来,全盘西化可能不是完全的正确。如果要使之完全符合中国,我看要改几个字。即是将“全盘西化”改为“全盘世界化”。

为什么要全盘,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呢?

胡适这么认为:

第一,「选择性现代化」会「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实质上沦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丝毫不亚于它的物质文明,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东方的旧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甚么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

第三,中国的旧文明「不能解决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因为这四大祸害是中国旧文明残存至今的东西」。

第四,现代化成功的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胡适以日本的西化实例为证,企图找到一个可供中国借鉴的榜样。

陈序经同时也说:

第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

第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代世界的趋势。」

因此,只有全盘的世界化,才是能够让中国摆脱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

试看当今亚洲社会那些曾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今天全盘西化或者说全盘世界化的地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全数领先于中国。而只有和中国难兄难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在畸形的道路上一点一点地匍匐。如果有人会跳出来挑衅说,谁说日本,台湾,韩国没有贪污腐败?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保障将这些贪污腐败控制在最小化。同样的,强而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保障政治权利的人民化而不是集权化。反对党的存在,可以使董建华黯然辞职,可以使陈水扁民望最低官司缠身,可以使卢武玄被停职总统职权。同样的,强而有力的选举监督机制,可以是贿选成为候选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同你一起竞选候选人和选举监察机构时时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而选民也因为会对收受贿赂而锒铛入狱产生恐惧。这就是对某些人可笑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或者面对金钱而被收买选票的最为有力的反击。2008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马英九能够被700多万票选为总统,不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中国人完全适合民主,而且还可以把民主发扬到令美国总统布什都称赞为亚洲的明灯吗?

最后对一可笑而无知的观点发表一点看法。有人说凭什么我们要在文化上融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融入西方,不融入世界的主流价值,我们就还是以前的锁关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王朝,文化大革命时的世界共产主义价值观输出地。你不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西方世界就不了解你,认为你是一只未知的,深不可测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威胁论”就在这种未知的环境中产生。还有,西方国家是不会迁就你有所谓的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把你那上千年的文化只会当成旅游的目的地和Discovery频道的关注点。你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主流价值之外,人家同样也只会把你挡在大国俱乐部之外。邓小平所说的,被开除地球球籍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没看见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余英时的话可以给我的文章做个结束:“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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